托瑪．皮凱提 (Thomas Piketty) 所著的二十一世紀資本論一書引起了不少人的關注。此書的書名和黃仁宇先生的資本主義與二十一世紀極其相似，但是兩人談論的主題基本上是大相逕庭。二十一世紀資本論主要考察貧富不均的議題，討論在自由市場經濟的情況下，貧富差距是否會自動縮小; 資本主義與二十一世紀則是討論資本主義在世界各國發軔的過程。二十一世紀資本論的書皮背面已經將本書的主要精神加以濃縮。在此不加以撰述，我只談談讀書過程中的一些感受。
托瑪．皮凱提的研究方式和黃仁宇先生有一點是一致的，他們都認為人類的歷史必須放到一百年以上的時間跨度加以觀察。此外，托瑪．皮凱提跟一般的西方學者 (或是美國學者) 不同的地方在於，他對統計數據的解讀相當謹慎，經常會提醒讀者統計數據上的盲點。再來，他對未來的預測也是相當保守，不會把結論說死，因為他知道他所處理的經濟歷史學，其實是社會科學 (即與人相關的科學)，不像是一般科學那樣可以代入公式求出解答。這一點，和西方憑什麼 (Why The West Rules For Now) 一書的作者，伊安·摩里士 (Ian Morris) 有很大的差別。
書中也提到現今社會上常用的一個詞: 新常態。我簡單解釋一下，托瑪．皮凱提所採用的歷史數據，是從十九世紀後半葉開始至今，從中分析財富分配 (貧富差距) 的情況。一般的趨勢是貧富差距傾向於擴大，財產繼承佔一個人所有財富的比重會上升，資本所得 (投資所得) 會比勞務所得 (上班所得) 所賺得錢來得多。這種情況 (錢滾錢，有錢人家聯姻)，在經過兩次世界大戰之後有所削弱。所以我們這一代的父母這一輩，會認為只要辛苦工作就會得到相應的回報。但是在 1980 年代之後，情況開始反轉，整體趨勢朝類似於十九世紀後半葉的景象發展。這也就是說，所謂的常態，基本上以三十年左右為一個週期 (以托瑪．皮凱提所蒐集的統計數據粗略來看)。而人們對於這種常態轉移的感知，基本上會有滯後現象。也就是說，可能 1980 年代之後財富分配情況就開始反轉，但是人們還保留著辛勤勞動會有豐富回報的心態。所以簡而言之，新常態意味著我們從一個世代的常態，轉移至另一個世代的另一個常態。
一般而言，要抑制貧富差距的擴大，主要靠政府調整賦說。這一點不由得讓我想要比較中共和西方政府的差異 (或許不盡正確，我只是憑日常觀察所得到的想法)。調整賦稅，簡單講就是要動你手中的蛋糕 (收入)。一般來說會遇到一定，甚至是相當大的阻力。但是若不做賦稅改革，時間長久下去，貧富差距拉大到一定程度，社會就會開始動盪不安，最後導致政權、政府或是國家瓦解。對於西方民選政府而言，改革如果進行不下去，大不了拍拍屁股走人，順便可以領退休俸。台灣就是一個很明顯的例子，你有看到哪個官員下台後還會為自己當官時所作決策負責? 中共政府雖然不是所謂西方定義下的民選政府，但正因為中共是唯一的執政黨，它必須負起百分之百的責任。中共一旦垮台，也就代表中國這個國家傾覆 (以現今情況來看)。所以這個在西方國家眼中，不是民選的中共政府，相較之下，比西方政府更有動力 (或是說因為生死交關) 進行一系列的改革。當然，我也不是說中共政府就是世界上最好的政府，會永久的延續下去。我只是認為在將來三十年左右的時間內，中共政府可能是世界上最有執行力，能以和平方式解決托瑪．皮凱提所擔心的貧富差距拉大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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