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中國所稱「一國兩制」驟看起來，好像是一種宣傳工具，但是荷蘭初成的聯邦制也實際上是「一國兩制」的表現。英國以兩種完全不同的法律思想作司法的基礎，利用司法制度不聲不響地使社會融合，也是漸漸由「一國兩制」造成一國一制。但是「一國兩制」不是沒有危險的，美國開國時以保障人權為前提，卻又因為聯邦制在南方姑息奴隸制度，終發生內戰。日本在19世紀盡量學西歐，對農民生活則不顧及，也可以算作一國兩制，而引起滔天戰禍的悲劇。一國兩制的精神需要彼此將眼光看遠，在長久的歷史中，找到合作的邏輯，而且今後也只有使兩方更為接近，不致越來越遠。
在技術方面講，這一國兩制的實行在今日中國必有很多困難，但是不是不可能的。六七十年前孫中山先生著三民主義就提到一方面即要限制私人資本，一方面又要扶植私人資本，驟看起來，也是自相矛盾，孫先生也被批評為不著實際，今日看來，實在是世界一般趨勢。況且美國雖稱資本主義國家，也並沒有放棄限制私人資本的立場，而最令我們存信心的，則是世界上任何國家以任何「主義」解決問題都不可能是依樣畫葫蘆，都是要處在絕境於「柳暗花明」之中突過難關，創造出一種新環境。英國實行民主，還保存一千年來一脈相承的皇室，日本的美濃部博士在第二次大戰前作「天皇機關說」，大有離經叛道的意思。今日其學說即已為事實印證。中國過去在漢朝以儒家籠括法家、道家及陰陽家的思想。在隋唐時代又籠括了佛家的思想，都是在矛盾中得到統一。可見時勢需要，即不可能亦成為可能。
這樣解釋歷史，和很多人所說的「歷史主義」（historicism）相近。粗看起來好像應該發生的事情都會發生，不應該發生的事情不能發生，倫理道德沒有真實的意義，再強調說優勝劣敗，「力量即是正義」（Might is right），但是這種社會天演論（Social Darwinism），乃前世紀遺物，也不是我讀書的經驗。
《萬曆十五年》指出道德非萬能，不能代替技術，尤不可代替法律，但是從沒有說道德可以全部不要，只是道德的觀點應當遠大。凡能先用法律及技術解決的問題，不要先就扯上了一個道德問題。因為道德是一切意義的根源，不能分割，也不便妥協。如果道德上的爭執持久不能解決，雙方的距離越來越遠，則遲早必導致於戰爭。今日全世界處於原子武器的威脅下，我們講學不得不特別謹慎。
在這種情形下看來，一國兩制不僅是上天給中國人的一種難題，也是給中國的一種測驗。道德雖高於法律及技術，但是要提出作爭論的根據時，則要在法律及技術之後提出。不能經常提出，也不能在細微末節內提出。我寫《萬曆十五年》的時候，和富路特先生作序的時候，還沒有聽到一國兩制的說法，所以富先生還只說「極需要採取東西兩方的經驗」。而今日中國立即準備在十多年後收回香港，勢必為大陸文化及海洋文化中的居間人。我在書中自序裡說及「給中國留了一個翻天覆地徹底創造歷史的機緣」，至此已經更現實化，其期待也更迫切。
台灣對於大陸所有的一切，均先扣上一頂法統 (道德) 的帽子。中共方面如果沒有辦法將台灣拉回正軌，化不可能為可能，就要有武統以及處理後續爛攤子的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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