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濱教授的日本历史观中的“真情”与假意一文講述日本對於二戰罪刑避重就輕的態度,並引用露絲‧潘乃德 (Ruth Benedict) 所著菊與刀一書解釋其可能的原因。
我大體同意于濱教授的觀點。我個人的心得則是,日本根深蒂固的階級意識 (各得其所,各安其分) 和恥感文化 (Shame society) 造成今日日本扭曲二戰歷史的結果。在二戰之後,美國位於日本的階級體系中的最高位,也因此日本最在乎美國的觀感。而所謂的恥感文化,相對於罪感文化 (Guilt society) 這一種發自內心的懺悔而言,主要是因為自我感覺到外在觀感不佳而感到羞恥。所以綜合來看,一旦日本所在乎的美國觀感消失,日本的恥感也跟著消失,導致現今日本反倒自我感覺成了二戰受害者這種畸形場面。
日本的階級意識在向外擴張,欲向國外輸出時顯得益發可笑。松井石根在遠東國際軍事法庭上為侵華戰爭這樣辯解:
日支両国の闘争は所謂「亜細亜の一家」内に於ける兄弟喧嘩にして。恰も一家内の兄が忍びに忍び抜いても猶且つ乱暴を止めざる弟を打擲するに均しく、其 の之を悪むが為にあらず、可愛さ余つての反省を促す手段たるべきことは、予は年来の信念にして
他以兄弟之間的爭吵來描述中日戰爭。作為哥哥的日本,用粗暴的手段逼弟弟反省。哥哥還是愛護弟弟的 (日本甲级战犯罪行录-松井石根)。
換個角度想,這也是上天賦與日本的命運。日本生來就是為了砥礪中國,逼迫中國自我改革和發展。中國只有靠自身實力的強大,才能永遠的把日本給釘在二戰的恥辱柱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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